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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年1月21日晚7点15分，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研究生生活中心的咖啡厅里，咖啡机还在嗡嗡作响，22岁的杨忻正低头搅拌着咖啡。坐在对面的学长朱海洋突然起身，从黑色背包里抽出一把崭新的厨刀——那是他中午刚从超市买的，刀刃在暖光下闪着冷光。下一秒，刀子就落在了杨忻身上，她下意识抬起手臂格挡，却被刀刃划得鲜血淋漓。周围的学生还没反应过来，朱海洋已经按住倒在地上的杨忻，将她的头颅生生割下，然后提着那颗还带着温度的头颅，面无表情地站在血泊里，像一尊来自地狱的雕塑。

这起震惊全美的“斩首案”，主角朱海洋的人生，曾是无数家长口中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1984年，他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高知家庭，父亲是大学教授，母亲是医生，从小被严格管教的他，活成了“完美学霸”的模板：2001年考入上海海洋大学，大二就以四级96分、六级94分的成绩惊艳全校，托福663分（满分677）、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一等奖的荣誉，更是让他成为校园里的“英语神话”。本科毕业后顺利保研，2008年拿到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全额奖学金，攻读农业和应用经济学博士——在亲友眼里，他的人生本该是一条通往学术巅峰的坦途。

可没人知道，这份“完美”背后，藏着一颗早已扭曲的心脏。初到美国的朱海洋，第一次尝到了“挫败”的滋味：曾经引以为傲的英语，在这里成了人人都会的基础技能；他不喜欢自己的专业，觉得“在美国根本找不到工作”；第一学期GPA不足3.0，学校将他列为“观察对象”，警告他再不合格就会失去奖学金、被驱逐出境。他曾在电话里跟父亲说“想休学回国”，却被父亲劝“再坚持坚持”——父亲不知道，儿子的心理防线，早已在学业压力下濒临崩溃。

2009年1月8日，杨忻的出现，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这个来自北京的女孩，刚满22岁，靠着自己的努力从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毕业，又拿到弗吉尼亚理工的会计硕士录取通知书。为了省钱，她在加拿大时一学期修6门课、打两份工，连衣服都从国内带；来美国前，她还和朋友去了西藏，在珠峰大本营拍下笑靥如花的照片，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。初到学校时，她通过留学生论坛认识了朱海洋，对方主动提出帮忙接站、办手续，她便把他当成了“可信赖的同乡学长”，甚至在他的公寓借住了4天——临走前，她还特意写了一张40美元的支票，当作住宿费，不想欠对方人情。

可在朱海洋眼里，这份“信任”成了他单方面的“爱情信号”。他看着杨忻笑起来的样子，听着她礼貌地说“谢谢学长”，竟觉得这个女孩“一定对自己有意思”。1月15日，他捧着一束玫瑰花拦住杨忻，笨拙地表白，却被杨忻认真拒绝：“学长，我在国内有未婚夫了，我们很快就要结婚。”这句话像一把刀，扎进了朱海洋从未受过挫折的自尊心——他从小到大想要的东西，从来没有得不到的，杨忻的拒绝，在他看来是“天大的羞辱”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朱海洋开始疯狂纠缠杨忻：一天打20多通电话，在她宿舍楼下徘徊，甚至跟踪她去图书馆。杨忻害怕极了，打电话跟母亲哭：“有个学长一直缠着我，我好害怕。”母亲让她“尽量躲着”，可她没想到，自己的退让，反而让朱海洋更加偏执。1月21日早上，朱海洋去理发店剪了短发，像“赴约”一样郑重；中午，他去超市买了刀和背包，然后一遍遍地给杨忻打电话，直到她松口同意在咖啡厅见面——杨忻本想彻底说清楚，却没想过，这是自己生命的最后一面。

案发后，更让人寒心的事发生了：网上开始流传各种抹黑杨忻的谣言。有人说她“私生活混乱，在加拿大交过4个男朋友”，还给她起了难听的绰号；有人编造“杨忻勒索朱海洋钱财”的故事，甚至把朱海洋塑造成“被逼无奈的受害者”。可事实是，杨忻在加拿大只有过一个台湾男友，还在来美国前分了手；她写下的40美元支票，证明她连借住的人情都不愿欠；她的日记本里，记满了对学业的规划和对家人的思念，根本没有所谓的“混乱私生活”。这些谣言，像一把把钝刀，在她死后又凌迟了她的尊严。

2009年12月21日，朱海洋在法庭上认罪，却始终没有真正忏悔。他透过译员说“对不起”，却在狱中写给心理医生的信里说：“是她的拒绝迫使我杀了她，因为我太爱她了。”2010年4月19日，法官判处他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，说：“你在大庭广众下斩首一名无辜女性，完全没有人性，必须永远与社会隔离。”如今，朱海洋已经在美国监狱里服刑了14年，而杨忻的母亲，再也等不到女儿的毕业典礼，只能对着那张珠峰脚下的照片，一遍遍喊着女儿的名字。

这场悲剧，从来不是“爱而不得”那么简单。朱海洋的偏执，是被从小到大的“完美教育”逼出来的——他只知道要赢，却没人教他如何面对失败；杨忻的不幸，是错把“礼貌”当成了“安全”，忘了人心隔肚皮。而那些造谣的人，用恶意消费着一个女孩的死亡，成了凶手的“帮凶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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